“没想到文件发布后，明天（周六）的值班就被取消了，我很高兴。”近日，广东小学教师朱艳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难掩喜悦之情——今后学校将不再安排老师在假期值班。这种喜悦来自教育部10月份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从严格规范文件审核、名单管理监督检查、优化社会活动进入校园“白名单”制度、严格控制教师借调、填报数据流转、完善学校服务保障、完善监测验证等方面提出8个步骤。 “《通知》对你有影响吗？”记者询问了全国十多位中小学教师。除朱艳所在学校反应较快外，截至发稿，大部分学校均未做出回应。在大众的自然认知中，中小学教师往往与“坐寒暑假”等标签联系在一起。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量教师对复杂的非学科任务感到兴奋，而他们的主要教学工作却距离较远。 “很多人以为老师只要教好课就行了，殊不知教学是老师每天最容易做的事情。”一位老师的感受，表达了很多同事的感受。教师需要“做作业” 校园公众号运营已经成为很多教师的“固定作业”。河南小学教师韩晓向记者坦言，每天完成教学任务后，他还需要o 自学在互联网上创建文章和运营公众帐户的知识。 “领导对推文的要求很高，不仅要发视频，还要做排版设计、字体配色。我两三天就得写一篇文章，写不好就会被批评。即使是周末，我也没有完整的休息时间。”更让老师们不安的是，公众号的运营已经演变成学校之间的“参与竞争”。韩晓进一步透露：“公众号本来是记录学校重要活动的平台，现在却成了校际竞争的工具。我们学校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公众号群’，全是年轻教师。在他看来，这些内容大多流于形式，缺乏实际价值。这种‘形式化创作’进一步传播了校园文化建设。”对于一些学校来说，这很正常。学校成立时间不长，还没有形成独特的校园文化，但领导却经常要求我们想办法“创造”校园文化。每个班级都应该有一面符合校园精神的文化墙，制定日常口号，甚至设计一个吉祥物。校园文化也应该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开发精品课程，写月报。”韩晓抱怨，一系列要求让教师疲惫不堪，教学核心工作被弱化。相比于非学科任务的“强度”，教学教师核心覆盖的地位逐渐弱化。即将退休的山东某小学教师王伟对此深有感触：“现在的工作量是我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以前老师的主要任务是教书，现在几乎成了副业。王伟对记者说：“一方面，教案、教师等hics记录、优秀进步记录等等，一切都需要手写，各种练习、公开课、竞赛课也相继而来。教师不再因为科技的进步而减轻负担；另一方面，学校需要人工智能教室的进步。在此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如何“让古人说话”、“实现古今握手”。更让他疲惫的是家校沟通的压力：“现在，家长经常向教育局投诉，甚至深夜打电话询问孩子在学校有没有犯错，如果不立即回应或者回应不当，可能会被罚款，值得投诉。”班主任的负担尤其重。王伟透露，班主任每学期要组织学生填写一份心理状况表，然后写教案进行心理健康方面的培训，并根据结果写出经验。同时，教师特别是班主任要签署“安全书”。 “如果发生任何意外，学生应该承担责任。经过一系列程序后，老师们也应该担心心理健康。”休息时间也被挤压。天津小学教师张倩说：“每天中午，老师负责照顾孩子们吃饭、睡觉，下午他们就上课，或者继续完成其他办公室工作。”湖北小学教师高树告诉记者：“与教师相关的通知大多是临时发布的，有的时候看牌子内容甚至是半个月。有的时候学校周五快要上班的时候，上面写着下周二要举行公开课比赛。”项目式课堂、问题式课堂、探究式课堂沉浸式课堂、教学课堂、混合式课堂、单元式课堂，天津小学教师张伟，他们在成长中不久就掌握了。这种高频变化让教师难以消化吸收。 ”完美无瑕的张伟说，“每次有新的理论发布，我们都需要从零开始学习，跨界掌握新技能。例如，提升人工智能需要掌握很多工具，而且标准比初学者要高。有时一年会推出两个“新事物”，每次都要提交一个项目并写一篇论文。最终，他们大多准备公开课供考察，很难融入到实际的日常教学中。安徽省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于飞担心这种“新教学模式论”偏离了教学本质。如今很多课程都变成了图像和多媒体的灌输，比如他用AI工具让“古人”说话，但学生少了，病人多了，体会到mga词的美妙，他们的思想就会变得更加绝望。 “好像任何部门都可以给老师布置任务，都需要老师帮忙，老师就是免费劳动力。” “采访中，很多老师都表达了这样的无奈。这些跨界活动涉及多个领域：当地举办了一场马拉松比赛，早上6点，老师们必须做志愿者；必须参加教研，寒暑假值班，参与街道清洁；放学后，必须到路口维护交通。此外，还要求老师参与安全、禁毒、反诈骗等校园活动的教育。”拍摄素材、发布到公众号，周而复始，我无法阻止。”一位接受采访的老师说。面对额外的任务，老师们几乎没有拒绝的余地。于飞坦言：“如果你想考职称，不想被批评，不想丢掉工作，老师们别无选择，只能配合。” （本文采访的教师均为化名）以“制度治理”助力教师重返工作岗位 《教师法》第三条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担负着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国家素质的使命。”为让教师更好履行教育教学职责，教育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通过考核、奖励、培训、实习等方式，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然而，这个原本旨在改善教育和技术的机制痛苦的能力在实施过程中出了问题。一些地区和学校的实施措施偏离了教育教学的主要目标，成为教师难以承受的负担。为此，教育部办公厅专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显示了国家对中小学教师“减负”的决心。规则从文本走向现实，制度保障不可或缺。以纠错为基础实现长期稳定的“制度管理”，是教师重返工作岗位的必由之路。对教师“减负”的首要要求是明确什么是“负”。手写课程计划、重复填写表格和强制性志愿者活动等要求形式主义痕迹明显，与教育教学职责无关，是彻头彻尾的“否定”教师； “表演式”公开课、教研活动、培训等可以服务于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但形式大于内容，这是教师隐性的“消极”。对此，应通过任务清单区分教师任务中的显性“否定”和隐性“否定”，对显性“否定”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消除；对于隐含的“负面”，要回归本质，优化整合消除绩效要素，坚持适度高效原则，回归讨论学习本质，实现分类管理、精准减负。教师“减负”的实施离不开企业的支持不稳定系统。没有问责制，“减负”措施只是软要求而不是硬约束。首先，要明确责任情节。除《通知》明确禁止的情形外，“原则上不允许”等例外情况也应更加细化，并设置严格的申请和审批程序，防止其成为避免“减负”的渠道。二是要提高问责体系的连贯性，强化问责的有效性。除约谈、通报外，教师“减负”责任还应与考核奖励、资源配置等挂钩，纳入地方管理部门、学校及其领导班子的绩效考核。最后，要遵守定期监测、监督、检查和询问投诉要与投诉结合起来，特别是通过“互联网+监督”等方式畅通广告渠道，落实投诉人信息保密要求，及时反馈投诉结果，充分发挥教师等社会主体的监督作用。从长远来看，教师要想真正“减负”，安心回归教育教学职责，单纯依靠制度设计“减负”是很难做到的。教师非学业教学负担加重，本质上是教师评价机制不合理、学校管理体制不完善造成的系统性偏差。只要教师评价机制中助长形式主义的指标依然存在，工作职责和学校管理任务继续“不刻意”，教师的“减负”效果就达不到。不能长期维持。因此，教师“减负”需要“治本”，需要对教师评价和学校管理进行系统改革。就教师评价机制而言，一是突出教育教学和师德评价，放弃社会志愿者活动、参加会议等非教育性教学评价；二是破除“教师力量大”的观念，除以师德师风等评价项目作为底线要求外，将教育与教学相关项目的“与”关系改为“或”关系，在人才培养、自我提升等方面赋予教师一定的自主选择权；三是改革评价方法公式，避免“数量论”，减少不必要的定量评价，替代“一刀切”的定量资质评价一步式作业评价，让老师的每一分努力都体现在评价中；四是利用全信息技术，建立教师自主更新、主管部门审核、多部门共享的教师数据库，表格评价信息通过系统自动生成并由教师确认，避免表格重复填写。就学校管理而言，内部管理的完善和外部管理的协调是体制改革的两个重要方向。一方面，学校要以教育教学和管理的需要为导向，合理设置并及时调整岗位职责。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购买社会服务，或者采用合同制、劳务派遣制设置行政助理。前者主要是y适合宣传、后勤等教育教学辅助任务，而后者主要适合资料收集、材料撰写等日常工作。另一方面，教师和学校在非教育性教学负担上有着紧密的联系。教师的“减负”不应仅限于学校的非学业教学负担。这就需要学校外部管理部门的配合，即教育行政部门，要在监督检查、数据分析和报告等方面减轻学校的不合理负担，解除学校的后顾之忧，让学校积极践行教师“减负”。